公元1374年，洪武七年，朱元璋下了一道圣旨：“京畿民庶之众，鳏寡孤独废疾无依者，多旧养济院，隘不足容，命于龙江择闲旷之地构260间以处之。从之。”当过和尚、讨过饭的朱重八，下达了封建王朝第一道“保障房”的指令。洪武二十六年，朱元璋更公布了“国六条”，其内容如下：
　　任何人不得超越等级建房；居民门窗不得使用朱红油漆；庶民住房不得超过三间；功臣宅邸两边可以保留五丈空地；军民房屋不许建成五间或九间；寺观庵院不得使用斗拱。
　　如今看来，在控制房价方面，朱元璋采取的措施很“穿越”：无非是抑制需求，二套房、三套房不能建，90平方米三居室成为主流；加强保障房建设，让“居者有其屋”。
　　但朱元璋很快发现，他的“保障房”措施最终流于形式；而“国六条”更逐渐沦为一纸空文。南京的房价迅速失控了，以秦淮河畔的一间房为例，其能卖到六百两银子，而七品官员一年的薪水也不过28两银子，朱元璋时期的房价收入比同样很“穿越”。
　　朱元璋的房产新政之所以失败，在于：首先随着经济水平的好转，老百姓对房地产的需求，不可能长久被抑制，堵不如疏；其次，保障房建设需要地方政府的全力配合，否则极易流于形式。
　　以史为鉴，自今年4月份以来，房地产调控力度之大，前所未见。更重要的转变是，住房体系从商品化、市场化的单轨制的体系转化为双轨制，向部分居民提供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住房，剩下的群体则通过商品房解决住房问题。
　　显然，上级政府正在将房地产调控的重心转为“高端有限制，中端有需求，低端有保障”，由打击投机性需求转向加快公共租赁住房的供应，但此时，更应注意提高地方政府建设保障房的积极性。
　　保障房在中国特定的历史阶段，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近年来逐步萎缩。以经济适用房为例，其投资额占商品房的比例从2000年的17%逐步下降至2009年的4%左右。保障房的建设，更是雷声大雨点小，其根源在于保障房的建设，既挤占财政收入资金，又占土地，地方政府对其发展往往是积极性有限。
　　从目前情况来看，保障房与商品房是两套完全不同的体系。摩根士丹利的数据表明，以2008年的全国平均数据显示，保障房较商品房价格有44%的折让，一线城市的折扣更大，北京更高达66%，显示两者属于完全不同的市场。
　　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若切实执行保障房的建设，非但得放弃部分卖地收入，还得自己拿钱，而商品房价一旦受到压制，地方政府卖地收入更将减少，而这正是保障房的建设一直低于预计目标的真正原因。
　　更值得警惕的是，保障房建设应避免走清朝的路子。清朝的保障房建设并非提供给弱势群体，而是提供给旗人，八旗子弟在清朝绝对属于特殊阶层，而偏偏只有他们才有资格买到经济适用房。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的保障房沦为有权人士的专宠，这早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目前，保障房欠债实在太多。若以重庆市长黄奇帆所说，双轨制中30%保障房、70%商品房为例，以5个人为一户，那么，全国保障房的总需求应该是7800万套，而2010年保障房总共也就580万套，也就是说，7800万套的总需求，需13.44年才能满足。
　　保障房建设任重道远，在这种情况下，更需设计运营模式，将之资本化、实业化，提高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上海市政府正考虑企业年金、保险资金等进入保障房市场的可行性，或是一条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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