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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受争议的监管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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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监管码、肉品追溯码、商超“ 食 读机”、药品电子 监 管码……不知不觉中,我们已进入一个“码”时代,各个政府部门推出的各种监管码令人眼花缭乱。

        在一个信息泛滥的时代,每位公民的身份证都有唯一的数据编码符号,每一种商品都有自己的电子身份证似乎也迎合了潮流。

        问题在于,以加强监管之名涌向商品的各种码,其合法性存疑,必要性也有待于商榷,更令人不安的是,一些由行政部门强力推动的监管码背后还暗藏着利益输送链条。

        追溯码争议

        虽然生猪价格眼下一路看涨,正定县的养猪户张运清(化名)还是有些担心,屠宰点减少、肉品均送往某几个市场,养猪户会不会失去议价的话语权?

        张运清的担心源于石家庄正在推行的肉品追溯码。按照石家庄市商务局的规划,到今年年底,流入超市的每一块肉都会有一个追溯码,市民通过追溯码可以在超市的终端机或是通过短信和语音查询到这块肉的流通过程。

        为了保证源头清楚,石家庄已经大幅压缩了屠宰点,定点屠宰企业已由当初的79家压缩至21家,每个县只保留了一个屠宰点。石家庄还将在市区东南西北各建一个封闭市场,由政府全程监管,届时,本市或外埠猪肉要想在石家庄销售,必须进这4个市场中的一个。

        在张运清看来,屠宰点的减少,进入市场的渠道变窄,必将降低他们这些养猪户在肉价谈判市场上的地位。

        同样有些疑惑的还有超市和菜市场的肉品销售户。不仅他们去批发市场购肉必须使用一种IC卡,实行刷卡交易,增加了程序,他们的称都要统一更换成一种“溯源称”。换称的钱谁来出?他们还没有接到相关通知。“每一块肉上贴码,费事费力不说,肉有大块的小块的,要是尾货,买的人割走的是两头猪上的肉,到时说得清楚吗?”一位肉贩说。

        肉类蔬菜追溯码并非石家庄首创,石家庄市是商务部确定的第二批试点城市。早在去年,商务部就印发了《全国肉类蔬菜流通追溯体系建设规范(试行)》的通知,并在大连、上海、南京等10个市试点肉类蔬菜追溯体系建设,称此举可以推动全国食品安全保障水平的提高,帮助地方政府落实食品安全责任。

        “你商务部门只是负责商业规划的部门,在肉品安全上插一竿子,要求商户都贴追溯码,完全没有法律依据。且实效存疑。”北京问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泽对此提出了质疑。

        法律界人士认为,强行推行追溯码,其中存在一个致命的逻辑错误:首先,猪肉质量和屠宰点数量没有必然联系;其次,缩减屠宰点数量、要求肉品都进入某一个或几个市场交易是限制和排除竞争,这样做是否存在行政干预和变相垄断?

        其实,不光是肉菜要办“身份证”,细心的市民发现,我们的身边早就有了形形色色的各种监管码

    夭折的产品质量电子监管码

        众多监管码中,当年轰动一时的莫过于一种“产品质量电子监管网”了。被誉为“天网”的产品质量电子监管网正在淡出公众视野。

        产品质量电子监管网又被称为商品的“电子身份证”,每件商品被赋予惟一编码,消费者在购买商品后,经由设在消费场所的终端设备,即可辨别商品真伪。

        监管部门对其寄予厚望,认为它可以实现对产品从制造到销售的全过程监管,令假冒伪劣产品无所遁形。

        河北省是全国首家“产品质量电子监管网”建设试点单位,从2005年底即开始推进这项工作。电子监管网建设一度是职能部门的工作重点之一。

        按照规划,从2005年到2007年底,中国产品质量监管网系统平台投资在河北将达10亿多元,全省在城区商业企业以及市、县、镇级、村级商业网点和“农家店”部署查验终端2万处。

        在石家庄的大型商场,类似于银行排号机的产品质量电子监管网终端,曾一度引来无数好奇的目光。这些被誉为“慧眼”的终端而今命运如何?

        “没有印象。几年前用过吧?”石家庄中山路上某大型商场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记者遍寻产品质量电子监管网终端机,最终在摆放着一堆灯具的角落找到了一台终端机。这台机器在这里废弃了多久,售货员也无从知晓。

        当年力推电子监管网的职能部门一位人士透露,这项工作早已陷入停滞。个中原因,主要是受到了众多企业的集体抵制,国内多家防伪企业最终和国家质监总局对簿公堂。

        2008年,国内的防伪企业联合提起诉讼,代理这起官司的是时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法学副教授周泽。

     周泽告诉记者,从2005年4月开始,国家质检总局不断推广一家名为“中信国检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企业经营的中国产品质量电子监管网的业务,让生产企业对所生产的产品赋码交费加入电子监管网,由该网站向消费者提供查询服务并收费。

        国家质检总局从2005年到目前为止,单独或联合个别国家机关挂名,发布了近百个文件,同时还多次召开现场会,由国家质检总局的有关领导巡回各地,出席会议,发表讲话,督促各地企业将产品赋码加入电子监管网。“国家行政机关和某一企业合作推广电子监管网,限制和排除其他防伪企业经营的网络与电子监管网的竞争,显然有官商勾结、为利益集团谋取不当利益嫌疑,涉嫌行政违法。”周泽说。

        在国家质检总局成立的“产品质量电子监管推进领导小组”中,中信国检公司相关负责人郝然名列副主任之一,这种安排也引起了公众质疑。国家质检总局被爆出在推广食品电子监管码的中信国检中占有30%的股份。据了解,电子监管网的盈利主要有两个渠道:一是入网企业每年需缴纳600元数据维护费,另一个是消费者查询需支付查询信息费和电话费。以此测算,每年企业交纳的网费就是一个天文数字。

        除了防伪行业外,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等行业协会也纷纷表态,明确表示反对推广电子监管网,因为这样加重了企业负担。

        据一家生产巧克力的大型食品生产企业测算,由于赋码后要给每件产品贴监管码,从机械到手工,将增加人工成本,大幅降低生产效率,仅此一项,每年净增成本在1亿元以上。

        遭遇多方质疑后,2008年10月,曾经红火一时的电子监管网推广工作终于偃旗息鼓。在质检总局官方网站上,总局产品质量电子监管组织机构中的“电子监管网推进领导小组”和“推进办公室”被删除。

    商超“食读机”乏人问津

        电子监管网终端被闲置多时,不过,商超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超市里还有一种类似电子监管网的设备。

        在石家庄市中山路的一家大型超市,记者见到了这种名为“4G诚信码‘食读机’”的机器,这种机器高约2米,有2个显示屏。这家超市一共摆放了2台食读机,其中一台没有接通电源,售货员告诉记者,这台设备因为经常出故障,故而没有使用。

        另一台“食读机”静静地立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记者在它旁边蹲守一小时,发现没有一位顾客使用“食读机”。

        令人蹊跷的是,记者遍寻食品货架,只在一种薯片的包装上找到了这种4G码。将4G码对准“食读机”读码的部位,竟然没有任何该食品信息显示。

        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顾客,他们的回答是,对食读机兴趣不大。一个顾客说,“我只要知道买到的食品是安全、卫生的就行了,知道那么多信息干吗?”另一位顾客表示,食品安全与否与食读机关系不大,况且发生质量纠纷是消费者和商超之间的事。

        端午节当天,记者在裕华路一家大型超市看到,超市内人山人海,而放在超市出口处的“食读机”电源未被接通。

        从2009年9月起,石家庄市创建“食品安全最放心城市”办公室开始在商超布点“食读机”,“食读机”是一部智能型、多功能的识读设备,食品包装上的4G编码包含了食品生产、经销企业的诚信状态、失信行为记录等信息。哪些厂家食品不合格,市内哪些商场、超市、宾馆、市场的哪个摊位食品有问题,哪些企业失信于消费者,“食读机”都能显示出来。

        推广“食读机”曾被称作石家庄创建食品放心城市的一大创举。然而,“食读机”落户之初,人们就发现其备受商家和消费者冷落,相关部门曾表示,要尽快让“食读机”派上用场。近两年过去了,其境遇并未有根本改善。

        一个参与企业寥寥可数,消费者查询率极低的食品安全监管手段,其实效如何,可想而知。

    药品电子监管码存疑

        这些天,同样陷入争议漩涡的还有药品电子监管码

        从4月1日起,众多药品生产企业都着急了,原因也是药品包装盒上的那个小小的监管码

        国家药监局文件在去年发布的《国食药监办【2010】194号》文件规定,凡生产基本药物的中标企业,应在2011年3月31日前加入药品电子监管网,基本药物出厂前,生产企业须按规定在上市产品最小销售包装上加印(贴)统一标识的药品电子监管码

        也就是说,不加入药品电子监管网,药品生产企业将失去招标资格。

        这种被称为药品电子身份证的监管码在推行过程中也受到了部分药企的抵触。因为要给药品贴上这种标签,要增加人手进行手工操作或者是对生产线作出相关改造,他们认为,此举增加了药品生产成本,降低了生产效率。

        吊诡的是,此次药品电子监管网的支持单位亦是中信21世纪(中国)科技有限公司。与国家质检总局推广的电子监管网略有不同的是,此次赋码企业需要交纳的600元费用,300元由政府支付,另外300元由企业支付。

        在推广各种电子监管码时,各部门无不以食品、药品安全生产形势严峻为由,称电子监管码是加强信息化监管的一种手段。

        然而,一个悖论就此衍生:中国的食品药品安全问题频发,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制假造假者的违法成本过低,推行电子监管并没有抬高违法成本,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生产企业的负担。

        燕赵都市报记者 王小波/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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