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观念

在任何一个现代社会里，政府欲提高它的执政能力，牵涉到的因素都会很广，包括道德的、法律的、文化的、物质的等等。其中很多是属于行政管理技术方面的。从发达国家的近现代历史经验看，它们长时段仰赖法治处理形形色色的利益冲突，以维持政治稳定，主要依靠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和民众生活素质的提高。要发展出一套能够提高执政能力的基本方法和操作技术，任何一级行政部门都不应该有“全面承包”的心态。包装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启蒙”就是光对黑暗的穿透和驱逐

　　丁学良（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纸面上，辩证理性的东西都是不可靠的，有一些东西可能看上去很好，但做起来会犯大错。辩证理性往往是你自己意识不到大陷阱的。英国人最了不起的一点，是不像德国人、法国人那样把简单的问题讲得复杂，英国人是力求把复杂的问题讲得简单，这种精神正是我们中国最需要的。我特别欣赏一个观点，就是人民生活的制度不管是经济制度、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它只有两条路，一条路是把它当成一个工程，这个制度要非常好的脑子，非常聪明的一帮人，或者是超常的一个人设计了一个非常好的制度，然后按照这个制度去做，之后这个制度就建立起来，但是这种制度往往会引致灾难性的结果。20世纪人类社会的诸多灾难都跟这个有关系。另一条路子也是人类大部分管用的制度，它是有机的，是通过一个过程实践出来的。只有不断实践出来的制度才是有效的，因为它是靠着很多人做出来的，通过不断的尝试，小错、小对，然后变成小错、大对。

　　我最反对的就是我们有些学者把简单的问题讲复杂。把简单的问题讲复杂说明这个人的分析能力不够。我跟所有的人都讲，你能不能用最简单的话把你们的道理讲出来，你讲不出来就说明自己没有想明白。中国的知识界最缺乏的就是这种清醒的风，这种清醒的风如果能持续地吹三年五年，那么，我们的知识辩论也好，我们对具体政策的思考和辩论也好，就会找到一些非常坚实的、又不是风险太高、难度太大的一些立场作为出发点。包装

　　魏甫华（深圳社会科学院《南方论丛》编辑）：您提出的这个方法，可以说是医治目前中国知识界思想论争混乱局面的一剂良药。“文革”虽然过去了很多年，但我们现在的思想讨论还是有太多意气之争，太多意识形态化的东西。现在有一个越来越强的倾向，就是对“五四”启蒙传统的反思，认为“五四”启蒙运动的激进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所破坏。您在前面也强调，在思想学术上，其实我们远远落后于那一代知识人的。您怎么看目前中国知识界的思想论争？

　　丁学良：在中国讨论这些问题，你只要是在公共论坛的情况下，应该有这样几个基本点，第一是要理性，你同意不同意人家的观点是另一回事。第二，不要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不要见到西方人讲西方人爱听的话，见到干部讲干部爱听的话，见到商人讲商人爱听的话，这是不对的。中国有太多的人在这方面油头滑脑。第三，能够讲得明白的话尽量讲明白，这对启蒙非常好，如果说没有讲明白的话，这个社会的启蒙是搞不好的。

　　启蒙在英文里的词根是“Light”，就是“光”，Enlightenment（启蒙）就是把光投射出去，是光对黑暗的穿透和驱逐。那么光源从哪里来？在西方的启蒙光源很基本的一点就是古希腊罗马那些精神遗产，那些观念的遗产在后来野蛮入侵者进来以后，一下子被后来的东西盖住了，之后又遇到了中世纪教会的权力过大，使得很多知识界的问题不能像古希腊时期那样自由地讨论，早期的那种城邦民主、城邦的公开辩论没有了，多元的东西被压制下去了。后来的启蒙是怎么来的？最早把这些观念能够找回来的人，当然是能够对古希腊当年伟大的遗产能读懂的人，读懂以后能够用16世纪以后欧洲的主要语言表达出来。可怕的不是说启蒙是一些受过更好教育或者知识水平更高的人，对知识水平相对低一些的人传播一些非常基本、但非常核心的观念价值，问题不在这里。问题是启蒙不能变成一元性的强制，对其他的文化或价值观念进行排斥，甚至打压、禁止，认为只有一种是真谛，把这个真谛变成绝对性的，你要是不接受就用强制性的办法，可怕的是在这里。思想专制来自于一元，就是用强制的办法决定一元。假如你是一个多元的状况，即使有少数人抱着我启蒙你这样的心态，但如果有一个多元的、常规的、透明的争论和辩论的环节，在公开对话中间理性会逐步澄明和展开。公共理性不是说你我有理性就行，而是要尊重每一个人的理性，在公共的空间和平台上理性地对话，这样才会形成公共理性。包装

　　魏甫华：我们的知识界如果还不能在一个公共理性的对话平台上来讨论问题，我们的第二次启蒙就很可能局限在市场社会领域，难以真正地创造出一个思想的时代来。有人在“五四”九十周年的时候写文章说，我们的知识分子如果不能把中国近现代史所经历的苦难转化为真正的思想，就是对人类文明欠了一笔大债。

　　丁学良：这篇文章我没有看到。思想的时代首先是一个可以公开的理性对话的时代。我有个朋友跟我讲国内学者讨论问题，就像火车的铁轨，这两个轨道永远不交叉。这个比喻也是很生动的。我们的任务是要把所有的火车交集在一个停车场上，大家把这个问题真正地讲一下。关于思想论争，我强调的是你对你讲的是不是真的相信，对这一点，我很在乎，我虽然不同意，至少我尊重你。

　　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国内对一些问题的“争论”也好，“反思”也好，很多说法越来越不像是理性的讨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始终警惕政治上的极端主义。不管这种极端主义是从哪里来的，不管它以什么样的方式引发起来的，都要高度警惕。我们知道，极端主义在当今世界上最落后、最封闭、最不稳定，政治、经济、人权状况最差的国家才普遍存在。

　　我们知识分子不可能百分之百地摆脱意识形态的语言，但我们不要把不应该用意识形态的话来表达的东西，非用意识形态的话来表达。我的导师丹尼尔·贝尔（内地翻译出版了他的好几本书，《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意识形态的终结》等等），是20世纪下半叶英语世界研究意识形态的权威，有一次他问我什么叫“意识形态”，我就说马克思是怎么说的，列宁是怎么说的，斯大林是怎么说的，毛泽东是怎么说的。他跟我说了一句英文，很俏皮，“Give me questions I have the answer！”翻译成中文就是，“给我所有的问题吧，所有的问题都只有唯一的答案。”这就是意识形态。这是很糟糕的，它使人不能理性地思考问题，不能通过理性的、开放的方式来寻找代价尽可能小、综合效应尽可能大的途径来解决实际的问题。包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