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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我国印刷史上的成就
我国最早创建的印刷学术团体,是1935年成立的中国印刷学会。
20世纪30年代,上海已经成为我国印刷事业发展的中心。在这里集中了很多当时印刷出版界的先进分子,其中有不少是在西方国家学业有成的工程技术人员。他们发起并成功地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印刷学术团体―――中国药盒包装印刷学会,为引进与研究、传播和发展印刷新技术、培养新型印刷技术人才而努力学习,艰苦创业,为中国近代印刷事业的崛起和发展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1935年5月,中国印刷学会在上海麦克利路(临潼路)光裕里58号诞生了。初建的中国印刷学会设立由5~7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委员会下设总务、教育、研究3个系。次年,学会迁至上海斜桥路199弄8号,同年12月改设理事会。理事会由郁仲华、唐镜元、糜文溶、柳溥庆、沈廉芳等5人组成。郁仲华任理事会主席,唐镜元任副主席,糜文溶任书记,柳溥庆任会计。当时有会员26人。理事会下设杂志编辑委员会。由柳溥庆任主任,委员有糜文溶、高元宰、沈励吾和顾秋水。
中国印刷学会建立后,在印刷科研、印刷教育、印刷出版等方面积极开展工作,创办了《中华印刷》、《中国印刷》等印刷技术刊物数种;对照相排字、平凹版等多种新设备、新材料和新技术进行研究,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不拘形式地创办印刷专业学校或专业班,致力于印刷人才的培养。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印学会成立后,对中国近代印刷业的崛起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90.最早创办的印刷学校中国是印刷术的故乡。中国的印刷术及印刷事业曾居世界领先水平达千年之久。美中不足的是中国在印刷专业人才培养方面始终采取师傅带徒弟的方式。用开学堂、办教育方式培养技术人才,则是在西学东渐的近代开始的。
1904年,当时清政府军咨府所属的京师测绘学堂率先创设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从事印刷教育的制版班。较为正规的印刷学校,则是1933年3月在北平(今北京)创办的新闻专科学校。该校从1933年创办到日本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1937年,共开办初级职业班、高级职业班和相当于今之中等专业学校的报业管理班三个班级、四个班,设有排字、铸字、印刷工场,并以《世界日报》为实习基地。培养印刷专业人才120人。此后:1934年,高元宰在上海创办了设有锌版、铜版、玻璃版、照相凹版等四个学科的“中国美术制版印刷函授学校”,每期招生仅10人,学期2~4个月;同年,李石曾在上海创办了类似于半工半读的技工学校“上海图书学校”;同年,上海天主堂公教慈幼会在上海创办了以救济失业青年为宗旨的“斯高学校”;1940年,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在重庆开办了“国立四川造纸印刷职业学校”;1946年,中国历史上第一所高级印专业学校―――南京高级印刷职业学校在南京成立;此外,1935年到1937年间开设的“苏州美术专科学校”和“镇江中华三育社”也都设有印刷部培养印刷专业人才。
上列早期开办的印刷专业学校中,当以上海图书学校最具特色。该校分图书、出版、印制、组织四个科。其中印制科分印制、排字、烧铸、刻模四个股,修业期限为3年。课程设置有中文排字、西文排字、铅印、石印、铸字、浇胶、浇版、装订、制版(含纸版、电版、锌版、铜版、三色版等)、铁工等。学校设有实习工场,并以世界书局印刷厂和建业机器厂为实习基地。招收初中毕业生,不收学费。学生在校半工半读,每日上课4小时,劳动5小时。学生的宿膳、制服、书籍、笔墨、医药等费用均由学校负担,另外每月还发几元零用钱。毕业后由学校介绍工作。
上述药盒包装印刷专业学校和印刷专业班级的创立,开我国印刷专业学校教育之先河,对中国近代印刷事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91.最早研制的照相排字机照相排字机是应用照相技术进行排版的机械设备,最早出现在欧洲。20世纪初英国开始使用,并逐渐推广开来。中国、日本等东方使用汉字的国家,因汉字笔画多、字型复杂,起步较晚。
中国研制照相排字机始于20世纪30年代初,由制版印刷专家柳溥庆、陈宏阁二人研制,成型于1935年。对此,1935年9月29日的上海《申报》作了如下报道:近国人美术照相制版印刷专家柳溥庆君,费数年余之心血,应用照相原理设计制造照排机,其结构极为精巧,所占地位,仅一小间,即能排制各种大小字号之文字,且备有隶体字及其它美术体之字模,可以排印各种书刊杂志。闻该机现已制成,正向实业部请求专利。……
1936年第一期《中国印刷》也有相似报道。这台照相排字机,研制成功于1935年,从“费数年余之心血”才研制成功一语判断,开始研制的时间当在30年代初,与日本开始研制的1929年相差无几。这在中国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实在难能可贵。
柳溥庆、陈宏阁研制的照相排字机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现已无从查考。从保存下来的设计图纸看,与20世纪80年代前后盛行的手动照相排字机相比,原理相同,结构相近,可称之为手动照相排字机的早期、雏形品。遗憾的是这项发明创造在当时未能推广使用。其原因,柳溥庆在1948年香港《厂商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因八一三战火,迄未继续。”致使我国对这一新的技术设备的研制和使用延迟了20多年,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随着上海劳动仪表厂成功研制出HUZI型手动式照相排字机之后,手动照排工艺技术和设备在中国才得以推广使用。
92.最早创办的印刷刊物最早在中国创刊、旨在研究和传播印刷专业知识的刊物是《中华印刷》。《中华印刷》创刊于上海,时间在1935年,由高元宰主编,中国美术印刷制版函授学校出版发行。仅发行了两期。
中国药盒包装印刷学会成立后,于1936年创办了自己的会刊《中国印刷》。《中国印刷》旨在介绍国内外印刷工艺技术和印刷业界新闻动态。正文由中华印刷厂印刷,16开本,第一期插图采用当时先进的四色平凹版印工艺印刷。封面用三色凹版、凹印银粉油墨印刷。至今仍光彩如新。
1937年,上海艺文印刷局印制出版了由刘龙光主编的《艺文印刷月刊》。该刊是中国早期印刷刊物中影响大、销路广,遍及四川、江西、安徽、广西、江苏、上海等24个省市的印刷杂志。为16开本。主要介绍国内外印刷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及国内外印刷业的发展状况,有些文章已涉足印刷教育和管理。前后共发行了25期。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印刷印钞分会在洪荣华同志主持下,收集到24期,并已影印、精装成两大册出版。
中国早期的印刷刊物,除上述三种外,还有《神州印刷》、《印刷界》等杂志出版。这些印刷杂志的出版发行,对中国近代印刷业的发展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93.最负盛名的雕版印刷企业―――荣宝斋中国是印刷术的故乡。在印刷术及其印刷事业高速发展之今日,古老、传统的雕版印刷仍保留、繁衍在她的各个角落,其中最负盛名的是这一艺术园林中的佼佼者―――荣宝斋。
地处北京琉璃厂西街的荣宝斋,始建于清代初年,迄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前身是闻名京华的南纸店“松石斋”。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更名为现名荣宝斋。
荣宝斋坐落之地,是北京有名的文化街。几百年来,这里一直是文人墨客聚集之地。在这条街上,书铺、纸店、古玩店,以及碑帖、装裱、图章、墨盆等各类文化店铺林立,各店装潢典雅,古色古香,名不虚传。荣宝斋更以广收金银书画、文房四宝、古玩玉器、尤以继承和发扬中国文化传统的雕版印刷,享誉中外。成为这条文化街上的佼佼者。
中国的雕版印刷,随着西方近代印刷术的传入和发展日渐衰落,但并未淘汰。相反,从工艺技术的角度来讲,却益发精湛。荣宝斋于此可谓功勋卓著。
荣宝斋研究雕版印刷中的版印刷(今称木版水印),始于清光绪年间。当时的代表作是刘子芊画的《七十二侯笺》。
1933年前后,荣宝斋将刻版、印刷、折裁等技工组合在一起,大大提高了版印刷的制作水平。
为宏扬中华文化,继承、扶持和发展中国传统的印刷工艺,鲁迅先生与郑振铎先生合编了《北京笺谱》,委托荣宝斋用传统的版印刷印制。《北京笺谱》的成功印制,使得荣宝斋在运用版印刷工艺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更于1945年成功地印制了著名画家张大千为其绘制的大幅画稿―――拟敦煌莫高窟。
荣宝斋的木版水印画(解放后始用此名)达到“不是原作,酷似原作,完全到了乱真的程度”,实始于上世纪50年代。当时著名画家齐白石、徐悲鸿曾多次亲临指导,并分别为其作大幅画稿《白山茶》、《奔马》,为大量、大幅木版水印画的面世奠定了基础。
荣宝斋的木版水印画,与原作相比,酷似惊人,即使画家本人也难辨真伪。据载,当年荣宝斋用木版水印工艺复制了绘画大师齐白石的名画《虾》,并把原作同复制品挂在一起,请白石老人鉴别。白石老人左看右看,良久,摇摇头说:“看不出来,实在看不出来。”还有一次,一位外国印刷专家,出于专业本能,用放大镜仔细观察用木版水印工艺复制的国画《秋林晚鸭》,发现画面既无现代印刷的网纹,也没有胶版印之痕迹,据此断定这张画是原作。当他参观了木版水印工艺全过程之后,才表示信服。
荣宝斋木版水印复制画稿,何以如此逼真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原因有三:其一,荣宝斋木版水印使用的原材料,譬如纸、绢、墨和各种颜料,均与原作一般无二;其二,木版水印工艺,虽为工艺技术,但包含着更多的艺术创作,它吸取绘画技法而化之,故有与原绘殊途同归之妙;其三,荣宝斋制作木版水印画,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画工、刻工、印工均技艺精湛,重要画稿的复制时间远远超过原作之绘制。
当今从事木版水印的企业,荣宝斋之外,还有上海的朵云轩、山东潍县、河北武强、四川绵竹、江苏扬州,以及藏族聚居区的六大雕版印刷中心和散布在全国各大寺院的刻印作坊。正是这些散布全国各地、从事古老、传统的雕版印刷的企业和作坊,为弘扬中华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传统的木版水印,在现代高速发展着的印刷这个百花园中,独树一帜。其复制效果,远非其他印方法所能取代。被外国朋友誉作“真正的印刷艺术”。荣宝斋于此功勋卓著。
94.最为宏伟壮观的中国印刷博物馆在人类迄今所有发明中,印刷术是最为深刻、影响最为深远的发明。我们祖先发明了印刷,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划时代的、最具革命性的贡献。多少年来,为宏扬中华文化,赓续先人的创造精神,不少有识之士一再呼吁,要求建立一座再现我国印刷发展历程的中国印刷博物馆。其间:1983年,应民众之广泛要求,中国印刷技术协会向上级主管部门正式申报,并于次年首次成立了印刷博物馆筹备委员会。未果。
1990年,参加第七届革命印刷印钞史料征集研讨会的171名代表上书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建立一座国家级的中国印刷博物馆。1991年2月,中国印刷工业协会和中国印刷技术协会联合报告新闻出版署,要求重新组建中国印刷博物馆筹备委员会。1992年1月,在北京隆重召开了中国印刷博物馆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并推举范慕韩为筹委会主任。1993年,中国印刷博物馆举行奠基典礼,并召开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届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1996年6月1日,在北京举办了隆重的中国印刷博物馆落成典礼,并召开了有日、德、韩、美、瑞典等国印刷史专家参加的、规模很大的第二届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
中国药盒包装印刷博物馆的筹建,得到党和政府以及国内外华人的支持和捐助,日本、美国等不少国家的友好社团和人士也以不同方式给予了很多支持和帮助。大家积沙成塔、集腋成裘,使这一目前世界最大、融民族风格和现代风格于一体的宏伟、壮观的印刷殿堂得以面世,成为弘扬中华文化、追美前贤、启迪后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和课堂。
中国印刷博物馆的布置,遵照已故筹委会主任范慕韩先生设定的以“大印刷观”为指导思想,以“再现印刷术的发展过程”为主题这一基本框架,分成源头、古代、近代和新技术及装备四个馆和三个专题展区。其中:源头馆重点介绍印刷术发明前的物质、技术条件的准备情况,以及在这一历史时期社会文化发展对这些物质、技术条件的需求及发展情况;古代馆重点介绍雕版印刷、活字印刷和套版印刷的发明与发展情况;近代馆重点介绍平、凸、凹、孔这四大印刷的设备、器材和印刷品,以及中国近代印刷业的发展情况;新技术装备馆则以展销结合的方式,重点展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发的印刷技术新成果,以及印前、印刷、印后的新设备、新材料。
诚然,中国印刷博物馆由于始建不久,加之资金有限,展厅布置、文物征集,以及印刷史研究,尚需再接再励,调整充实。这有待社会各界和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关心和支持。
95.最为宏富的印刷史书―――《中华印刷通史》近20年来,随着中国印刷博物馆的筹建和捍卫印刷发明权活动的开展,印刷史研究如火如荼,发展迅速。有不少印刷史专著随之面世。其中最为宏富者,当属1998年在台北首发的《中华印刷通史》。
《中华印刷通史》是一部以大印刷史观为指导,把印刷史作为科学技术史编纂的“古今中外第一部印通史”(台湾李兴才教授语)。它时跨五千年,长逾百五十万字,收53幅,含表103个(按:指新出版的修订本)。对它的编纂与出版,学术界以“大创意、大手笔、大格局、大气魄、大突破、大工程、大著作、大贡献、大协作”相赞誉。北京大学博士导师肖东发教授说它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巨著”。
《中华印刷通史》的内容,分起源、古代、近代、当代四篇。分别对印刷术起源时期物质、技术条件的准备;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发明后在雕版印刷、活字印刷、套版印刷领域的演进及应用;近代印刷术的传入和中国近代民族印刷业的崛起;当代印刷业在稳定社会环境下的全面、高速发展等情况,作了全面、系统的介绍。并于附录中收有大事年表、插图索引、表格索引、关键词索引、人名索引、书名索引、中国历代少数民族印刷史考略、主要参考书目,以及记述本书编纂与出版始末的后记等内容。其内涵,于印刷术在图书、报刊、纸币、版画、地图、织物及包装等工商业印刷各应用领域之外,重点描述了印刷术起源与发展全过程,具体勾画了印刷这种工艺技术的发展脉络和轨迹。世界级著名印刷史家钱存训博士在写给笔者的信中说:“此书体大思精,内容详尽,印制精美,洋洋百余万言,采取大印刷史观,除印书之外,更包括证券、邮票、地图、织物,以及其他工商业印刷,对近现代部分,尤为详细,且兼及印刷教育、科研、器材、设备,更非它书所能及。”
《中华印刷通史》的编纂与出版,得到了李兴才、庞多益、郑如斯、邹毓俊、宋育哲等十余位业内权威专家的支持和帮助。尤其是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的李兴才教授,他不仅承诺并资助本书率先在台北出版,解除了本书编纂与出版的后顾之忧,而且还肩负着繁重的审校任务。李兴才教授于本书的编纂与出版功莫大焉。
这部《中华印刷通史》,于1998年11月在台北出版繁体版之后,迄今短短6年余,又先后在北京出版了简体版、香港出版了电子书光碟、台北出版了繁体修订本和修订本的电子书光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压缩本《简明中华印刷通史》,再加上两岸三地多家网站将其全文上网,传播之快、之广,影响之大,让业界注目。